《千 锤百炼》即将剪辑完成时，片中的“配角”——两位选手的教练齐谟祥宣布，将参加职业拳击比赛。得知这位告别业余拳坛近十年的选手，突然要参加强度更高的职 业比赛，导演团队大胆地放弃了原先的结构，把齐谟祥作为全片的第一主人公。虽然齐谟祥最后输给了日本选手，但影片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陈晓卿/图）
按照政府规划，青龙村将一分为二，杜银花非常焦急。一方面，她找到移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她希望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青龙村教堂的房产做成拆迁补偿。纪录片《青龙教堂》出自“体制内”导演，片中时而看到的是精神层面崇高的教义，时而又是现实里的一地鸡毛。
国内纪录片超常规发展的真正幕后推手，是国家的纪录片产业扶持政策。
虎虎，6岁，家里最有学问的人
55岁的查晓原是北京邮电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1982年分配到宁夏电信局。如果按照社会给他规划好的路线，他现在应该是移动或者联通某个分公司的老总。然而，一段支教经历改变了查晓原的人生轨迹。
2004年8月，查晓原到西海固地区海原县做了一年义务教师。“在这儿，我见到了真正的西北，真正的中国乡村。”他开始尝试着用DV摄像机记录下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庄。
老查有几个电视台的朋友，在技术上能得到一些指导，他决定自己拍一部纪录片，“以前我看到电视里播过一些关于乡村的纪录片，我觉得自己拍得能比他们好”。此前查晓原曾经下海经商，有些积蓄，经济上的压力不是特别明显。
海原县九道村6岁男孩虎虎成了查晓原的主人公。虎虎出生后不久，就被父亲遗弃，母亲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农民，平时只有姥姥、姥爷照顾他。虎虎 2012年上了学前班，影片开始的背景声音是他背诵的课文，“小河流水清又清……”画面是荒凉的黄土高原，虎虎正和母亲一起挖草药。这里贫瘠得仿佛被世界 遗忘了一样，影片用直接电影的方法，平静地记录着这个西海固人家的起居。
贫困并不是影片表现的重点，虎虎身上的积极和达观是真正吸引人的部分。这个6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承担家族中男人的责任：放羊、喂牛、挖甘草发菜、收土 豆、拾柴火……物质匮乏丝毫没有改变他乐观的天性，院子门口有几块砖，他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把它铺成宫殿，躺在上面，像个帝王；春天果树花开了，虎虎找来 一段绳子，爬上树去造一个秋千，喊小伙伴们过来享受。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可以把自家的鸡蛋放到树梢鸟窝里，也可以不知深浅地把土蜂窝招惹一下，尽管后果是 被蜂子蜇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甚至他生病时，作为家中“最有学问的人”，会向家里人不容置疑地交待：“先给我找一片安乃近，要是等一下还不行的话，你们再 给我来两片四环素。”
多年前，侯德健为了比照台湾和大陆的人文生长模式，打过一个比方：在温室里，撒下一万颗种子，会成活九千九百颗，而在原野上，撒下一万颗种子，也许 只有一百颗发芽，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正在于此——温室里的树苗最高只能长到温室的顶部，而原野上的新芽一旦成长，就会参天。这个比方完全可以移植过来 比喻东部发达城市和西部乡村。
2012年的“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把最高荣誉授予《虎虎》。
《虎虎》打动人的并不是虎虎的不幸，而是这个6岁男孩的乐观。 （陈晓卿/图）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真实吗
颁奖现场，查晓原显然对结果有些意外，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纪录片最高奖项的鼓励。老查自称只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他甚至不知道制片人在摄制组里的作用。在国外，像老查这样用心记录社会，以一个人为中心完成作品的纪录片工作者有个统一的称呼，叫“独立导演”或“独立制片人”。
十多年来，国内的独立制片人屡次在国际电影节展上有所斩获。这样一批纪录片，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不可或缺。这也是我在主流媒体工作时，一直关注独 立制片人作品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独立制片人一直是纪录片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灵感来源，即便是好莱坞这样已经十分发达的电影工业系统，对于独立 制片人也从来不吝惜热情的拥抱。因为他们的存在，可以从观察角度、制作手段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给予成熟的产业以新鲜的刺激。
近几年来，国内的独立制片人更加关注人，注意传播效果，同时在影片中传递出温暖、积极、向上的信息。
同志导演范坡坡成名已久，2012年他完成了作品《彩虹伴我心》。影片拍摄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六位妈妈，她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与同性恋孩子相处的故事。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不是特别敏感，然而公共传播平台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此前一些表现这类主题的纪录片作品，主人公大都是两类人：一类是无助、痛苦、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一类是先锋时尚、充满反叛和不妥协的斗士。
《彩虹伴我心》则展现了一个个完全生活在正常家庭的同性恋伴侣。他们勤奋好学、善良质朴、对父母孝顺有加……完全是“正常社会”的一分子，让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行为状态多了很多理解。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纪录片此时恰恰应该是沟通的使者。
独立制片人为时代留存影像历史的价值，是主流媒体难以企及的。诗人沈洁2012年完成了作品《二》。在西南的群山中，导演的镜头逼视生活，那是一个在乡镇上整日东游西荡，无所事事的十四岁少年——周海二。
影片开头是一个长达两分四十五秒的镜头：海二跪在家门前，背景是昏暗灯光下喂养妹妹的母亲。父亲不停地入画出画，用巴掌、脚和棍棒教训着主人公。海 二时而啜泣，但更多是蔑视般的沉默……真实到有些惊悚的画面，很容易让人想起摄影师卡帕那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沈洁寸步不离地观察着海二的一切，飙摩托、泡发廊、帮小弟打架……貌似杂乱无章的生活里，你能感受到一个乡间少年的野蛮生长，以及他周遭日渐凋敝乡 村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媒体把眼光聚焦到了国内独立制片人身上，他们希望了解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中国，也希望看到为了发展付出的代价。
在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上，所谓的真实究竟是否存在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但始终得不到结论。其实举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内制作的历史纪录片 中，每每提及1970年代，使用那个时代的资料画面，几乎每位编导都会不由自主选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部在当时被我们认为“极不真实”的纪录片。
真实更多时候要靠常识判定。
《青龙教堂》把人放在亲情、土地、信仰的重重矛盾里，讲述一个普通中国村庄在“南水北调”工程下三年间的变迁。 （《青龙教堂》视频截图）
我的教堂
几乎一个月内，80后导演金华青凭借短片《花朵》，在三个国内外节展上折桂。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奖项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奖”。这部影片从一所杂 技学校开始：几个同学操练着不同的项目，毕业考试将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着墨较多的一位学员，已在这里读了四年，作为一名农村孩子，他很希望被杂技院团选 中。然而，因为自身条件所限，梦想最后也没能实现。
《花朵》的故事线并不复杂，但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杂技儿童家庭的生存境遇上，使这部影片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高远的主题表达。
获奖当天，金华青在微博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奖应是颁给浙江卫视更确切。”并且@了自己的老板——浙江卫视掌门人夏陈安。浙江卫视的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娱乐节目上，还体现在它一直保留了纪录片创作团队和《人文深呼吸》等纪录片栏目。
2008年至今，金华青一共完成了4部纪录片。《尘埃》调查的是在深圳打工的湖南矽肺病患者，《追梦人》关注的是横店影视基地群众演员，《孤城》则 展现了玉门油田留守职工的生活，关心的都是小人物的命运。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体制内”的身份，但作品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作者纪录片的气质。
1990年代兴起中国纪录片运动以来，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曾与主流电视媒体有着某种关联，有些是出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之手，有些干脆就是电视台 立项的纪录片作品。进入2000年后，由于电视泛娱乐化的大环境，各电视台的常规纪录片创作力量受到了抑制，大多数纪录片创作人员或闲置或转岗，或从事 “重大题材”纪录片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作品渐渐从主流屏幕上消失，或成为弱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内”纪录片人对现实题材的漠视。
2012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殇城》，就是央视导演赵琦的作品。
该片故事背景是汶川地震。北川新旧两座县城，三个经历了生与死的人物，按照各自的路径展开故事。其中一个失去了多位亲人的居委会干部，一直热心重建 家园，最后在分新房的问题上，竟然触犯了法律。《殇城》用了三年时间随性地纪实拍摄，尽管没有最终获奖，但也取得了进入电影节销售榜top10的佳绩。
2012年最令我震撼的一部纪录片，也来自一位“体制内”导演之手。朱永涛，河南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导演。
2009年，受电视台派遣，朱永涛来到淅川县拍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纪录片，在完成移民安置宣传任务的同时，青龙村两户农民的生活吸引了他。
六十多岁的杜银花和五十多岁的刘光敏同住在青龙村，他们两家是亲戚，论辈分，刘叫杜“外婆”。她们在一个教堂做礼拜，杜银花还是教会教务小组的负责 人。影片一开始，杜婆婆带领教民们学习《路德记》：“路德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子，路德还有一个婆子叫俄洱巴，他们一起要到迦南地去，那 是个希望所在。但俄洱巴不坚定……”
2009年，青龙村移民工作开始，按照政府规划，青龙村将一分为二，杜银花等处在淹没线下的村民要搬到新的安置点定居。杜银花得知居民新村没有教堂 后非常焦急。一方面，她找到移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她希望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青龙村教堂的房产做成拆迁补偿。这种情况下，原地安置的刘光敏以及 其他信徒与她产生了矛盾。
片中，时而是精神层面崇高的教义，时而又是现实里的一地鸡毛，原本的亲人此时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在县宗教局等上级机关的协调下，青龙教堂最终得以保留，而杜银花和一些即将搬迁的村民将要面临没有聚会地点的尴尬。
大规模移民开始了。杜银花把家中的什物收拾妥当，一个人走进了青龙教堂，在神像面前，她缓缓跪下：“主啊，我要走了，我求你与我同在，我想你不会丢 弃我。现在，我真像一只旷野里迷途的羔羊，请你再给一次激励。求求你了。”摄影机静静地在一旁，不动声色记录下这长时间的祝祷。
“拍摄的时候，实际上我和主人公一样感到迷茫。”导演朱永涛说。
刘光敏和杜银花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刘光敏被任命为新的教务小组组长，生活一如往常；而在新的居民点，杜银花还在马不停蹄为村民筹建新的聚会场所。
2012年3月，杜银花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当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敌人”刘光敏出现在病房，刘光敏小心翼翼地为这位外婆擦脸、清痰，最后还轻声为她唱起了圣歌。泪水顺着杜银花满是皱纹的脸轻轻落下。
近乎凝滞的镜头，《青龙教堂》庄严地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记录下三年的变迁。看似杂乱无序的生活场景，表现了人、土地和精神信仰多个层面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我看到的片子还不是最终剪辑版本，以我的工作经验判断，现在这部纪录片距离真正的电视播出，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初，金华青的《花朵》在浙江卫视播出的版本只有18分钟，相当于原片长度的一半。这也是目前电视台的现实：不仅在导向方面要有政策上的谨慎，在叙 述节奏上还存在收视率方面的考量。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体制内”纪录片人为我们留存的群体记忆，已然成为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影像档案。
几十万点击率的意义
2011年，正值中国纪录片诞生100周年之际，以央视纪录频道开播为标志，沉寂多年的纪录片开始强势逆袭，国内纪录片无论节目产量、观众规模还是 带来的经济效益，都创造了历史。各省市电视台也开始跟进，整饬创作队伍，恢复纪录片生产。当然，目前电视媒体努力的方向更多偏重类型化纪录。2013年， 央视纪录频道将开辟周播时段《纪录电影》，每期90分钟，正好是一个标准电影时长。栏目侧重播出国内外影展获奖的经典纪录片，这也使得电视播出平台的纪录 片内容选择和风格选择更趋于多样化。
与此同时，宽带互联网的发展，让视频网站对纪录片这种有着稳定观众群的片种青睐有加。
生活在“自媒体”时代是幸运的，自由发声的权利，让有表达欲望的作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摄录器材的轻便简洁，更让“人人都是记录者”成为可 能。网上一部名为《毕业后的大多数》的纪录片，影片把目光对准了一群大学毕业生，他们正在为生活奔波，作者也许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影片由几个独立故事组成：首先是一对为考研拼搏的恋人。女友在顶楼上洗衣服，在地板上切菜做饭，她希望男友能顺利考研，但同时她对两人感情生活的未 来，没有确切把握；另一个刚找到工作的毕业生，穿着廉价西装，如数家珍地向客户介绍楼盘的户型、小区环境、物业服务，自己却住在远郊的平房里；还有几个年 轻人，选择去远郊做法律志愿者，在清贫枯燥的生活里，建立起了温暖的友谊……
《毕业后的大多数》在制作技巧上还不是十分成熟，许多画面语言段落，处理得过于草率。然而，真实，以及能够与拍摄对象平等交流，是影片最吸引观众的地方。
最难忘的一个主人公叫刘家秀，和其他人不同，他大学一毕业，就和女友结婚生子。迫于生活的压力，小两口去了陕西某县做了中学教师，刘家秀认为这就是命运。
从农村走出来的刘家秀有一个热爱文学的父亲，小时候，父亲总是对他说：“孩子，爸爸的文学梦想全部寄托在你身上。”小时候刘家秀的作文总能得到老师 的赞赏。如今，中文系毕业的刘家秀只能生活在偏僻的市镇中学，忙碌，平凡，生活的重担常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只有在看到自己幼小的孩子时，他才会想起自己 曾经对文学的热爱。他指着儿子对着镜头苦笑着：“我的文学抱负，就在这里啦……”
独立导演徐童也把自己的《老唐头》放在了网上，完成了《麦收》、《算命》之后，这部《老唐头》是徐童“游民三部曲”的终篇，影片展现了一个老人和属于他的那个时代的共同迟暮。
《老唐头》是一部让人百感交集的作者纪录片，徐童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聆听着一位八十多岁老者的絮叨，并且通过老人几个子女过年回家团聚的一段短暂 时光，暧昧地表达着人性的艰难。这个1950年代的铁路工人曾经充满着理想，然后又不得不一次次向生活低头。在儿女面前，他长者的威严已经随着岁月的磨砺 一点点坍塌。
只有在回忆中，他的眼睛里才会回光返照地闪烁些亮色。在这里，独立导演“为一个时代做历史书写”的可贵之处显现无遗。
此前，徐童的作品更多是在国外电影节展和国内一些影像沙龙放映，观众规模相对固定。网络传播的结果，不仅让徐童收获了几十万点击率，还让他看到了人们对这部影片的解读，“让我看到了纪录片作为媒介的意义。”徐童说。
金腰带没了，金马奖来了
在国际纪录片界，作者纪录片和媒体纪录片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圈子”，媒体纪录片更看重观众和市场，会在故事叙述构建以及节奏把握上，迁就观众的视 听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作者纪录片则更强调独立的价值判断以及人文的立场表达，制作人更强调社会责任感和认知价值。一些著名的电影节展或侧重前者或侧 重后者，很少有交集。但不管哪类电影节，都会聚合大量的制片人、投资商和播出平台代表，制片人也都竭尽全力，希望找到更多的资金。
出生在加拿大的导演张侨勇，父母都是中国台湾人，2007年，他的《沿江而上》曾经引发了国内纪录片界的关注。一年后，张侨勇在电视上看到，中国选 手邹市明获得北京奥运会48公斤级拳击比赛冠军，这让从小习练中国武术的他深感振奋：中国国内居然也有拳击比赛？国内拳击训练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它们会不 会和中国武术有某种关联？
他委托制片人温托尼克和大陆民营制作机构“中视远方”先期进行实地调研，并确定四川省拳击队会理训练基地为拍摄地点，选取了两位运动员为拍摄对象。 在国际市场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后，摄制组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拍摄。和很多作者纪录片一样，没有人知道故事未来的结局，摄制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跟随式地拍摄。
张侨勇使用的是《归途列车》的摄影团队，采用5DⅡ作为基本摄影器材，极浅的景深、锐利的画质让整个影片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尤其是拳击台上的多 机位拍摄，在复原现实场景的同时，又让比赛呈现出酣畅淋漓的视觉效果。影片的细节捕捉也非常出色——年轻的兄弟俩选择了各自的道路，默默分别时，站在马路 边，一个近景，两人双手指背轻触，这是拳击比赛之前的礼节性致意——对他们来说，拳击有时是一场具体的比赛，有时是他们人生的竞争。加拿大的剪辑团队更为 影片增色不少，纯熟的剪辑技巧给整个影片赋予了故事片的外观，起伏跌宕，节奏变化丰富，这完全得益于充裕的资金运作。
就在此片剪辑即将完成时，两位选手的教练齐谟祥宣布，即将参加一场职业拳击比赛，这位告别业余拳坛近十年的选手，突然要参加强度更高的职业比赛，压 力可想而知。导演团队得知消息，大胆地放弃了原先的结构，把齐教练作为全片的第一主人公，重新构筑影片，生活的戏剧性本身往往是作者化纪录片真正的魅力所 在。
虽然齐谟祥在全片高潮的比赛中，被日本职业选手打败，但在生活里他并没有倒下，而是迅速投入了选拔拳击新人的工作。这打动了台湾金马奖的评委们，最 终《千锤百炼》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评委会主席刘德华半开玩笑地说，尽管教练齐谟祥丢失了WBC亚洲金腰带，但摄制组得到了金马奖的补偿。
颁奖礼上，中视远方制片人韩轶首先感谢了国家广电总局——这部影片是国家广电总局为独立制片人立项的第二部国际合作纪录片。对于独立制片人的政策，国家影视主管部门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国内纪录片超常规发展的真正幕后推手，正是国家的纪录片产业扶持政策，政府主管部门继电视剧和国产动漫产业之后，又为纪录片打造了一块诱人的“政策洼地”，而纪录片真正的繁荣，也需要更加丰富和多元内容和题材呈现。
“生态多样化是纪录片繁荣的重要标志，就像我们的生活里有喜有悲一样，不可能所有的纪录片都讨人喜欢。”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教授张同道认 为，独立制片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媒体纪录片侧重消费，而作者纪录片重视认知，两者对纪录片产业发展都很重要。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以一颗兼容并包的平 常心对待不同类型的影片，那才是真正意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作者为央视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
Creative Documentary一直没有准确的中文译名，此处译为“作者纪录片”（国内也有翻译成“独立电影”），这类影片以客观记录现实、留存时代档案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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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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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纪录片中还不算反应很尖锐的问题拉，估计连教育公平都不敢讲（农村教育水平相当差，结果还跑到外国办孔子学院）？不过还是遭到删截。
像那个教堂，还好还是爱共匪伪三自教会的（非官方教会不可以有教堂），而且没有什么对共匪来说是刺头神职人员，要不然肯定拆迁然后盖平房。
还有其实在农村中对我主耶稣基督敌视的还是有不少人，农村中还是传统思想主导。基督徒中因此受到不公平看待的不少。习俗的冲突是没办法的。
